• 領(lǐng)導關(guān)懷
• 采風動態(tài)

農(nóng)業(yè)科技：古代野生高粱的名字叫做“稗”

     添加時間：2021-12-13     瀏覽：4529次

世紀采風

筆者按：為了弄清楚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高粱，我很僥幸，已經(jīng)有三次重要發(fā)現(xiàn)：******次是發(fā)現(xiàn)了我國現(xiàn)代的野生高粱；第二次是發(fā)現(xiàn)了野生高粱的“胚軸延伸體”（其他人稱為“根莖”“中胚軸”）；第三次發(fā)現(xiàn)我國古籍里早有野生高粱“稗”的記載，而且進一步證明“稷”根本不可能是粟，而是高粱。但，這項研究成果要想得到某些專家的承認，恐怕難于上青天！不過，我堅信真理不會缺席，我的研究成果，早晚會被歷史做出公正的裁判！

我每每要想成功某件事，總有“天助我也”。不過，這次不是“天助”而是“人助”。正當我對野生高粱的試驗搞完了，文章無處投寄之時，“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20年9月，有人贈送給我女兒樊安梅一套《明清稷山縣志》合訂本。而這套縣志就成為我破解我國高粱難題的鑰匙！ 這套縣志的編纂委員會名譽主任是：縣委書記廉廣鋒；主任是：副書記、縣長吳宣。2018年8月由中華書局出版發(fā)行。

2021年9月22日，我給縣委書記吳宣、縣長王潤寫了一封公開信，在信里比較******闡述了我對稷和后稷的研究經(jīng)過以及對后稷研究的5條意見。信中對吳宣書記說：

吳書記：我看到這套縣志編委會的“主任”正是您，那時您是副書記、縣長。恰恰是這套縣志使我弄清了“稷是高粱，不是粟”。我國古代不但有高粱，而且野生高粱更早、更多！正是這本乾隆縣志的一句錯話，使你們?yōu)轲⑸饺嗣窦捌浜笕?，立了大功！不知你們對此如何看待，我想你們編印這套縣志的目的就是讓人們“以史為鑒”的吧？古人說錯了的話，如果我們今人不能給予糾正，那將貽害無窮！會把后稷研究引向邪路！它已經(jīng)給我縣后稷研究帶來了嚴重的后果！

盡管當時稷山縣遇到60年不遇的特大洪災(zāi)，縣上領(lǐng)導全力以赴在抗洪，他們還是在百忙中看了我的信，并由后稷研究會委員楊繼紅給我傳達了領(lǐng)導的意見：

“樊老師，早上好！感謝您多年來致力于后稷文化的發(fā)展和努力！您老寄給吳宣書記和王潤縣長的信，領(lǐng)導們非常重視，并轉(zhuǎn)發(fā)給有關(guān)部門和負責人！縣委副書記王德謀責成我與您聯(lián)系，并轉(zhuǎn)告您縣領(lǐng)導對您表示衷心的感謝！您的研究與建議對于振興發(fā)展后稷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祝福您健康長壽幸?？鞓罚　?/span>

我是稷山人，自然對“稷”是什么***敏感?？吹竭@套合訂本后，自然要看看歷代縣志上對“稷”是怎么說法。先看了明萬歷版和清康熙版，都是把“粟”與“稷”作為兩種谷物，粟排名******，稷列第四；再查乾隆版卻改了版，在前5種谷物“稷、黍、稻、麥與大麥”的開頭都冠以“爾雅翼”三字；而把高粱排在第6位，沒有“爾雅翼”。而“稷”的釋文是：“稷：《爾雅翼》稷百榖之長也，今俗直名之曰榖，脫殻則爲粟米，亦曰小米?！?/span> 按這種說法，就是稷即粟！此后的嘉慶版及同治版，完全雷同，一字不差地抄襲了乾隆版（見圖1）。

一、兩本古籍徹底破解了“稷是高粱不是粟”之難題

此前，我連“爾雅翼”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可能知道羅愿是誰。幸虧現(xiàn)在有電腦和手機。結(jié)果一查，才發(fā)現(xiàn)原來是乾隆版縣志的編者鬧了烏龍！他們打著“爾雅翼”的旗號，把自己的“私貨”強加給了羅愿。讀者不妨自己查。《爾雅翼》是清代《四庫全書》欽定重要經(jīng)典著作，我認為是我國******部“動植物學”專著。共有32卷，其卷一介紹了“黍稷稻粱麥”等11種主要糧食作物，如果把每一物種都做為一章，“稷在第2章”。

縣志中的“稷”共27個字，除了“稷谷之長”4個字與《爾雅翼》相同，其余沒有半個字相同！更沒有什么“粟”“小米”!我僅把《爾雅翼》“稷”的******自然段抄錄如下：

稷者五谷之長。故，陶唐之世名農(nóng)官為后稷，其祀五谷之神與社相配。亦以稷為名，以為五谷不可徧（遍）祭，祭其長。以該之稷所以為五谷長者，以其中央之谷，月令中央土，食稷與牛，五行土為尊，故五谷稷為長。

羅愿說的“稷”分明就是高粱，跟“粟”毛也不占?！梆⒄呶骞戎L”，并非羅愿的話，而是漢代許慎在《說文解字》里給“稷”所下的定義。而乾隆縣志上寫成“百谷之長”。

我對乾隆版縣志的編纂者這種篡改別人著作的做法很不贊成。不管他們是什么意圖，是從哪里抄來的。他們?nèi)敉狻稜栄乓怼返挠^點，就應(yīng)該從其原文中摘抄；不同意，可以不掛“爾雅翼”之名。這種文風、學風都不是我們今天應(yīng)該提倡和效法的。不過，我還是要感謝乾隆版縣志的編纂者，如果不是他們弄錯了，我就永遠破解不了這個難題。

這段話里的“稷”有兩個意思，一是指堯帝時的農(nóng)官后稷，也就是“五谷之神”；一個就是五谷中的代表“中央之谷”。當然，某些人認為“中央之谷”是粟，不是高粱。那也無妨，隨他怎么說。羅愿在“稷”的***后把一種野生植物“稗”作為附筆，我們再看羅氏對“稗”是怎么說的：

稗有二種，一黃白，一紫黑。紫黑者，芑（qǐ）有毛，北人呼為烏禾。今人不甚珍此，惟祠事用之。農(nóng)家種之以備它谷不熟為糧耳。

當我看到這兩種“稗”，立即聯(lián)想到，***初我發(fā)現(xiàn)的野生高粱就是“一黃白，一紫黑”。它既然附在稷的后面，一定跟稷***相似。

我又想，既然《爾雅翼》里有，說不定其它古籍里也可能有。于是我又用電腦查“稗，紫黑，烏禾”，果然，一查就有，《本草綱目》的記載更詳細：

“稗乃禾之卑賤者也，故字從卑。”“稗有二種，一種黃白色，一種紫黑色。紫黑者似芑有毛，北人呼為烏禾。”“稗處處野生，***能亂苗。其莖、葉、穗、粒并如黍稷。一斗可得米三升。故曰：五谷不熟，不如稗?！薄吧翌^出扁穗，結(jié)籽如黍粒，茶褐色，味微苦，性溫。以煮粥、炊飯、磨面食之皆宜。”

這是摘錄，其藥用部分省略?，F(xiàn)在我想，只要是有一點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會昧著良心說假話，不應(yīng)該再堅持“稷是粟”了吧！如果稷是高粱，稗就是***像高粱的野生高粱；如果稷是粟，那稗只能是狗尾草。試問：狗尾草是“其莖、葉、穗、粒并如黍稷……結(jié)籽如黍粒，茶褐色”嗎？能“煮粥、炊飯、磨面食之皆宜”嗎？

我要感謝李時珍大夫，他不愧偉大的******學家，對每種******的觀察細膩，一絲不茍，對稗的描述，字字真切！連它的形、態(tài)、色、香、味、溫，還有用途都寫得一清二楚！尤其是說它“處處野生”“***能亂苗”?！皝y”的什么“苗”？就是“黍稷”。黍稷是什么？是高粱的一種俗稱。

該書卷一至卷八為釋草。在卷一，他只用了46幾個字，把“稗”作為一種“準谷物”附于稷之后。誰知，剛寫完初稿，在卷八里又看到羅把“稗”專辟一章，用了400余字，做了更詳細的闡述。******句就是：“孟子曰：五谷者種之美者也。茍為不熟，不如稊（tì）稗。稊與稗二物也，皆有米而細小。”還提到另一位古人，就是道家的代表莊子的兩句話：“道在稊稗”；“中國之在海內(nèi)，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莊子的話是言其小，我沒有引用。但也可以證明，稊與稗在幾千年前早就存在！

“稊”與“稗”是兩種相似的野草，羅在“卷八”里以“稗”代之。在這一章里還有這么一段重要的話：“稗，水旱無不熟之時。又特滋盛易得蕪穢良田。畝得二三十斛，宜種之以備兇年?！?/span>武帝時令典農(nóng)種之。一頃收二十斛。斛得米三升，大儉，可磨食之。蓋稗遇水旱無不熟，而五谷則有熟不熟之時。”可見在漢代，稗相當多，連漢武帝都欽令各地的典農(nóng)官（負責屯田的官員）墾荒屯田多種稗，“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

《爾雅翼》在“粱”一章里專門講粟。羅愿開宗明義：“粱今之粟類。古不以粟為谷之名，但米之有孚殼者皆稱粟。”原來乾隆縣志的編者移花接木，把“粱”的這句話嫁接到了“稷”上?！肮挪灰运跒楣戎笔呛我?？我認為“粱”與“谷”是“粟”的俗稱；“粟”是文言，即書面語。“今人以谷之***細而圓者為粟，則梁是其類內(nèi)則曰飯黍稷稻粱?！?/span>這句話，我過去的理解不甚準確，現(xiàn)在重新解釋：羅先生的意思是“谷”有廣狹二意：狹義的谷單指“粟”；廣義則泛指所有禾本科糧食作物“黍稷稻粱”。他還有一句“古無粟名，則是以粱統(tǒng)粟。今粟與粱功用亦無別，明非二物也?！?nbsp;這句話就是說：古人口語不說“粟”，而是用“粱”通稱。實際上，粟與粱的作用沒有區(qū)別，就是一種東西。

從孟子到李時珍，都說：“五谷不熟，不如稗”。這是個普通常識。農(nóng)作物是通過人工育成的栽培植物。它們福里生，福里長，就像富家子弟，既不抗旱，又不耐澇；而野生植物就像過去窮人家的孩子，有抗逆能力，無論水旱都能成熟。

到現(xiàn)在，我認為對野生高粱的鑒定，已經(jīng)沒有必要了。兩位古人羅愿和李時珍已經(jīng)做了非常精準的鑒定。尤其是李時珍大夫的診斷，可謂滴水不漏，恰到好處！

為什么我能發(fā)現(xiàn)《爾雅翼》和《本草綱目》里的稗，其他人都未能發(fā)現(xiàn)呢？這也只能用哲學術(shù)語“偶然性與必然性”“主觀原因與客觀原因”來解釋：

我如果不是稷山人，不是正在鉆研高粱和野高粱；你就是把這兩本書給我看上一百遍，一千遍，我也不知道“稗”是什么，還以為它是稻田里跟稻子可以魚目混珠的“稗子”呢！又加上就在關(guān)鍵時刻，使我接觸到這套縣志；而又恰巧乾隆版縣志鬧了個“烏龍”。更尤其是今天有電腦，可謂“百科全書”。正如古人說的“無巧不成書”！有志者事竟成！

二、趙利杰先生能做到“求實”，但未能做到“求是”

我的文章剛寫完，偶然看到有一篇發(fā)表在2019年01期《古今農(nóng)業(yè)》上的文章《原產(chǎn)還是外來：試論中國高粱的起源》，作者趙利杰。我一看摘要，又是“崇洋派”，就有點逆反心理，不屑一顧。***近詳細地看了后，覺得趙先生與某些“崇洋派”完全不同。而且我也覺得過去我把關(guān)于高粱爭議的人分為“崇洋派”與“本土派”有些偏激。實際上，那些主張高粱是粟的人群里，更多的人就像趙先生，并非崇洋，而是由于找不到中國古代有高粱的確切證據(jù)，以及受外來派的影響比較深等原因，***后還是滑到“外來派”去了。因此，我在出書時將把文章里的“兩派”改為“原產(chǎn)派”與“外來派”。

限于篇幅，我只摘錄他幾句話，可以看出他跟那些頑固堅持中國古代無高粱者有本質(zhì)的不同。

（一）趙先生承認是“難題”，“不可回避”，是正確的治學精神

讓我們先看他的摘要：

中國是不是高粱的起源中心之一，是學術(shù)界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難題。也是研究中國高粱史不可回避的基礎(chǔ)和重點。中國史前多處高粱遺存的發(fā)現(xiàn)以及中國高粱在形狀上明顯異于非洲、印度高粱的形狀。本文通過對野生高粱，考古發(fā)現(xiàn)及文獻記載，結(jié)論：中國的高粱是外來的，高粱不是中國原產(chǎn)的作物。

首先，趙先生承認這個問題是“長期爭論不休的難題”，是“研究中國高粱史不可回避的基礎(chǔ)和重點?！?

但他的論證方法似乎不合邏輯。我不懂邏輯學，剛剛查看邏輯學的“三段論”，有“大前提”“小前提”和“結(jié)論”。比如在他的摘要里，把“難題”和“不可回避”視為“大前提”；把“史前多處高粱遺存的發(fā)現(xiàn)” 和“中國高粱在形狀上明顯異于非、印高粱”視為“小前提”，那***后的“結(jié)論”就應(yīng)該是“中國的高粱是原產(chǎn)的”。為什么卻得到相反的結(jié)論？

***后看他說：“但由于“中國起源說”沒有更多的證據(jù)支持本身的論點，“非洲起源說”就成為主流觀點。

如此看來，現(xiàn)在的所謂“主流觀點”并非鐵板一塊，絕大多數(shù)人是隨大流、人云亦云。就像趙先生，也覺得中國應(yīng)該是“原產(chǎn)地之一”，就是因為沒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據(jù)，因此，他希望通過自己的考證，能找到有力的證據(jù)。如果他也能發(fā)現(xiàn)我國的《本草綱目》和《爾雅翼》里的稗，那趙利杰就是解破這個難題的******人！

（二）趙先生承認中國有野生高粱存在，且能秉筆直書，與我有共同語言

趙先生在“試論中國的野生高粱”一節(jié)中寫道：

確實，中國是有野生高粱存在的，無論歷史時期，還是現(xiàn)代都有相關(guān)的記載。例如，清代農(nóng)書《馬首農(nóng)言》在記載五谷病時，提到一種叫做“鬼秫秫”的植物，作者解釋為：“高粱結(jié)實不牢，觸之即落?！?span style="font-weight:700;">這被許多學者認為是我國古代存在野生高粱的證據(jù)。民國學者蔡邇賓在考察河北省栽培高粱區(qū)時，發(fā)現(xiàn)一種野生高粱，又名“落蜀黍”，外形與高粱相同。只是籽實極易脫落，蔡邇賓認為可能是中國高粱的原種。在山西忻定盆地有一種被稱為“風落茭”的惡性雜草，有很多特征特性與高粱相同。20世紀90年代，在北京房山縣玉米地里發(fā)現(xiàn)有野高粱……

看來，趙利杰先生跟我?guī)缀跬瑫r“發(fā)現(xiàn)”了野生高粱。不過，他是在書本上查到別人的發(fā)現(xiàn)；而我是在運城禹都公園里發(fā)現(xiàn)的。而且第二年（2019）《運城日報》記者趙卓菁在一則報道中引用了我的一句話：“我相信在我們晉南、渭南、豫北這個‘金三角’地區(qū)以及我國北方某些地方，不是‘可能’而是‘肯定’還有野生高粱存在?！苯Y(jié)果第二天，原市人大副主任張博文先生，就在芮城縣一條公路邊；繼而稷山縣后稷研究會楊繼紅先生更是在傳說后稷教民稼穡的小陽后坡村的舊院落里也發(fā)現(xiàn)了野生高粱。而且這兩地野高粱的穗型與禹都公園明顯不同。

我們的文章“同時”被發(fā)表，都是2019年01期。不過，趙先生是中科院自科所?中國科學院大學的不知是教授還是學生。這可能是他的碩士或博士論文，發(fā)表在*********期刊上（現(xiàn)在肯定不是學生）；而我只是一個退休的高中化學老師，發(fā)表在省級刊物上。他雖然是抄錄了別人的發(fā)現(xiàn)，但并沒有戴著有色眼鏡對待這種“惡性雜草”（這是原文）。如果讓某些屁股坐歪的“外來派”，他們不僅不愿意寫，寫出來也會把那幾句粗體字給刪掉，不能給予客觀公正的記述。

由此看來，我國現(xiàn)代肯定有野生高粱存在，已經(jīng)不是任何人能夠否認的事實。

但很遺憾，我不得不說，趙先生搞得是“書齋式”的研究 ，沒有親自發(fā)現(xiàn)野生高粱的實物，他的思維還是受到外來派影響的局限；再加上他只能查到清代的《馬首農(nóng)言》和民國的蔡邇賓等的發(fā)現(xiàn)，沒有找到《本草綱目》和《爾雅翼》。因此，他推測我國的野生高粱都是由外來的高粱“演化”來的：“******，栽培高粱在曾經(jīng)或當時已經(jīng)是當?shù)氐闹饕r(nóng)作物，野生高粱出現(xiàn)的時間都比栽培高粱晚。第二，……籽實極易脫落，均可稱為風落高粱。”

并由此得出兩條不能自圓其說的“推論”：現(xiàn)代科學研究表明，這種風落高粱的產(chǎn)生可能有兩種途徑：一是栽培高粱演化而來，它是對人工選擇的一種反選擇的產(chǎn)物，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二是栽培高粱與野生高粱（自相矛盾）雜交而來。但無論如何，它們都不應(yīng)視為栽培高粱的野生祖本。

（三）關(guān)于野生高粱的“落粒性”問題

我在《漫筆之二》里就說到了，現(xiàn)在復制在這里：

我要感謝劉先生（省農(nóng)科院劉彥軍所長）說的“成熟期落粒性”和那位專家的“風落高粱”對我的啟示。由于他們的啟示，我才領(lǐng)悟到這么一條道理：由種子繁殖的植物，凡是農(nóng)作物都不易落粒，而野生植物***易落粒。這是人類通過幾千年的人工馴化、定向選擇的結(jié)果。比如小麥，假如一成熟，來不及收獲都落了粒，那農(nóng)民辛苦一年的心血就付之東流。農(nóng)作物有人類給它們播種收獲，嬌生慣養(yǎng)，養(yǎng)尊處優(yōu)，已經(jīng)喪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而野生植物誰管它們？它們一成熟就落粒，這正是它們的生存本能。

這個問題我***初也沒有想到。其實過去的小學課本上就有，如：蒲公英種子成熟后就像一把把小傘，漫天飛舞；鬼針草、蒼耳的種子粘連在人的褲子和動物的皮毛上……都是它們?yōu)榱朔毖芎蟠谋灸?。?**近拍了兩張狗尾草和本地方言“板板草”的照片（圖4），它們的穗子都不是同時落籽，而是先熟先落。為什么野草的這種特性人們從不懷疑，而野生高粱的種子易落就大驚小怪呢？我想，就是因為它們太像高粱了！人們不把它們當做野草看待。

（四）“它是對人工選擇的一種反選擇的產(chǎn)物” 極有可能是真理！

這句話我們的理解可能不同，但對我有啟示。我在******篇文章里有這么一句：“農(nóng)作物與它的祖本，絕不可能互逆”。當時我就是考慮到可能有人會認為野生高粱是從高粱“退化”來的。后來覺得這句話有矛盾。既然“不可能互逆”，就是說高粱變不成“野生”；“野生”也變不成高粱。那么高粱是怎么來的？我后來反復思考，百思不得其解。趙先生這句話使我茅塞頓開：高粱是人類按自己的意志，對野生高粱（稗）“人工選擇”的產(chǎn)物；同時，野草不愿意聽從人類的擺布，要按自己的“意志”生存，要“反選擇”，也就是“自然選擇”的結(jié)果，使它們更難馴化。我估計現(xiàn)在我們要把狗尾草和稗馴化成粟和稷（高粱）恐怕比古代難度大得多！我已風燭殘年，趙先生肯定年輕，希望他對這個問題能進行更加深入地探討和研究！

因此，我認為我發(fā)現(xiàn)我國古籍里的“稗”，就為支持“中國起源說”找到了***有力的證據(jù)，是對破解中國高粱史難題的顛覆性的發(fā)現(xiàn)！

我認為證據(jù)不在多少，關(guān)鍵是要“鐵證”不要偽證！是“鐵證”，不需要多，一條就可以否定一個偽命題；偽證再多，也不能把偽命題證明成真命題。我自信找到了稗是高粱的野生祖本的完整的證據(jù)鏈：現(xiàn)在用字母代表我先后發(fā)現(xiàn)三處關(guān)于稗的記載：A《爾雅翼》卷一的稗；B《本草》里的稗；C《爾雅翼》卷八的稗。有這3條，就足以證明中國肯定是高粱的原產(chǎn)地。下面讓我來簡單論證：

如果孤立地看待這3條，都會被那些外來派否定：只看A，他會說稗是狗尾草或谷莠子；只看B，他們會說是外來高粱演化的；只看C，他們說是古代已經(jīng)消亡的野草。但，***能證明稗是野生高粱者，是B李時珍的一系列“金句”證言；但若對三者進行綜合分析，都說“五谷不熟，不如稗”，肯定是同一植物；***后，僅C的“孟子曰：五谷……孰不熟，不如稊稗”，就把“外來說”給徹底推翻了！

還有一點，就是趙先生說：“考古出土的高粱遺存，不僅數(shù)量少而且真實性飽受爭議”關(guān)于高粱考古發(fā)現(xiàn)少于、晚于粟的問題，我在“胚軸延伸體”一文里已經(jīng)進行了論證。***近我查看了衛(wèi)斯先生的兩篇文章，我國史前粟的遺存就有44處，而高粱只有13處，而且算作“史前”的只有3處。本來***沒有爭議的萬榮荊村，那正是后稷教民稼穡的地方。結(jié)果由于標本丟了，就被某些人弄出個“爭議”來。就算荊村遺存“不存在”了，那衛(wèi)斯從平陸縣兩座漢墓里挖出一碗碳化的高粱米，和高粱外稃，連普通群眾都說的“草?黍”?，F(xiàn)在衛(wèi)斯是健在的考古專家，人證俱在；可是那些偏心的高粱研究者們卻掛口不提，這是為什么？

對于大河村的遺存是什么，我認為是“稗”的種子。對于安志敏和劉莉們的觀點，我是這樣認為的：過去人們都不知道中國古代有一種植物叫做“稗”，他們對大河村遺存有懷疑不是錯誤，也算是堅持了實事求是的精神。真理有相對性。但我認為李璠堅持“高粱”是正確的；其他人懷疑也有道理。

關(guān)于粟與高粱考古發(fā)現(xiàn)多少、真?zhèn)蔚膯栴}，我想舉個很簡單的例子：現(xiàn)在我國的金礦和鐵礦哪個多？冶金與冶鐵技術(shù)哪個高？金和鐵哪個有價值？1毫克金也是金，10噸鐵也不是金！

總的來說，趙利杰先生的文章能堅持客觀求實的態(tài)度，已經(jīng)是很難得的。人們常說要“實事求是”，這4個字說起來很容易，但要想做到就很難，需要許多因素。比如，他不是稷山人，對后稷不了解；接觸不到乾隆版稷山縣志，就不會去查《爾雅翼》。因此，這個歷史任務(wù)只能由我來完成。

2021年12月13日  

監(jiān)制/梁斌   主編：李順利 、賀曉云

編輯：吳元庚、程    衛(wèi)   

 關(guān)注攜手

 轉(zhuǎn)發(fā)支持